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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精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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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安人的“民间行为”(帝都草根)

 

民间行为

 

我要说的老罗同志,原是我们黄安县电影公司的副经理。我之所以说“原是”,是由于他为了做一项在别人眼里不可思议的事业,现在成了一个不要工作的“游民”,而我之所以要写老罗同志,是希望他做的事业能够引起重视。

如今,好多年不见他了。他已消失于江湖,而江湖上,却留下了他的传说。

 

记不清是哪一年,可能是我还没有调到北京来吧,一位写小说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黄安县有个年轻人为了做一项大事业,经常住他们大院里最便宜的十几个一间的招待所。我那时不知道这个人在做什么大事业,也不关心。因为那时我对我们黄安没有像现在这样深的感情,原因在于屡屡回想往事,故乡那贫穷的生活很少带给我们温馨的回忆。因此,我像大多数走出黄安土地的、或根本不在黄安生活过的革命者的后代一样,对黄安的事情并不是太感兴趣。

但是有一天夜里,我在京西一家宾馆里开新闻工作会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入了我的手机,我才知道了是那位在做“大事业”的老罗打来的。他自我介绍说他看过我写的小说,也多次在北京听人讲起过我,因此想与我见一面。我开头有些迟疑,觉得这样很冒失。但他拿我的小说和黄安的历史打动了我,用他的真诚打动了我。那时我在外也十多年了,还没有人以黄安这个背景来打动我,于是我们便在丰台一个部队大院的招待所见面了。

老罗同志看上去黑瘦黑瘦的,背着一大袋的东西,像个农民。我看到写了一脸的诚恳,于是聊上了。当他打开那个大袋子时,我便看到了我们黄安的历史,看到了我们黄安人曾经骄傲不已的那些东西。当然是那些与革命和历史相关的东西。我当时就觉得好像黄安的一切,都背了他的身上。

 

他说,我们黄安县为革命死了那么多人,现在这种精神竟然快被人忘了。

他说,我要沿着我们黄安籍的老红军、老将军们曾经战斗过的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河西走廊,沿着长征之路寻找他们的足迹,收集他们的故事。

他说,我要找所有健在的黄安籍老红军签字题词,找所有在黄安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老同志签字题词,找所有吃过我们黄安饭喝过我们黄安水的革命家签字题词,要找所有已牺牲了的黄安人的家属们签字题词,来弘扬我们黄安的精神。

他说,我想让黄安的精神,永放光芒!

他说,我们黄安现在还那么穷,我就是想让大家关注黄安,发展黄安,建设黄安,让黄安魂在革命中永远流传下去!

他说,我还想感动那些享受了我们黄安人革命果实的人,特别是那些财团,能够来我们黄安投资,使黄安能早日像先烈们的理想那样富起来,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能够读得起书,上得起大学!

他说了一句又一句,讲了一堆又一堆,说得很激动,有时唾沫还喷到了我的脸上。我开头只是沉默,因为按照我们世俗的思维,总是觉得由个人来完成这样的大事,如果这个人不是精神上的偏执,便是怀有其它的功利想法。

 

我后来多次为这个想法而羞愧。因为他打开更为珍贵的藏品时,我才看到他做的事情并非虚幻。在几幅“宣传黄安、学习黄安、建设黄安”和一幅“黄安魂”上,竟然已经布满了老首长的签名。那些首长,本来只是我们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人物,一个个的都是共和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上将中将少将,老中青俱全,既有已退隐历史烟尘之后的革命前辈,又有锋头正劲的军中巨头,还有锋芒初展的英雄人物。在那些首长的签名之中,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季羡林、启功、李铎……

我在北京要说也呆了那几年了。有一段时间为了挣点钱,干了一段专门采访名人的勾当,因为名人的稿子好发,而且一稿多投也没有人计较,因此那些经常在中央电视台上露面的主持人、歌星、影星,还有一些体育界的名人,我基本上都还见过。可那个冬天的夜里,我在丰台那所部队大院见到老罗条幅上的那些人时,当马就呆住了。要知道,那些人我们只是在报纸和杂志上才能见到,要想接近他们并非易事。特别是那些国宝级的人物,一个个秉性各异,想找他们签字题词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再说那些军界的上将中将,要接近他们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在新疆当兵时,见到最大的人物也不过一个团长而已。

而老罗做到了。老罗不但请他们签了自己的大名,有的还主动给老罗题了字。那些字,按我的一位经常喜欢书法和收集名家作品的领导讲,一个字就是一张存折。

我于是对老罗刮目相看。

老罗说,他们一听我说是从黄安来的,一听说是为了宣传黄安精神,一听是为了让黄安魂永注,他们就亲自接待,欣然命笔。

老罗说,那些已故的主席、元帅和将军们的夫人和子女们,看到黄安几个字,有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她们蹲在横幅前盖章、题字,仿佛回到了往日的铮嵘岁月,有的还把不同时期用过的名章,全盖上了……

老罗说,那些共和国的将军们,一听秘书说到黄安这件事,就挤出时间接见我,有的题字时一幅觉得没写好,还重写一幅。

老罗说,他们对黄安有感情,我们黄安自己人,为什么就熟识无睹呢?

老罗的话再次让我羞愧。我于是想像得着老罗一家一户地去敲他们的门,一次又一次地寻找他们时的那种样子,个别开头不理解他的,肯定还会把他轰出去。

老罗肚子里有一大筐黄安将领和他们夫人的故事。老罗讲起那些故事总是想让人掉泪。老罗讲起这些事故时就像陷入一场激情与悲情的回忆。

我于是开始相信老罗了。

我问老罗这样做是不是政府的意思。

老罗说,我这一切全是自费的。

老罗说,八十年代,一部《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为自己的家乡出了这么多优秀的将军而自豪,也为那么多优秀儿女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感叹,于是他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牺牲的英灵们供上一柱香,为老红军、老将军们建立一个黄安革命历史资料馆,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怀念他们,达到宣传黄安、学习黄安和建设黄安的目的。

我再次吃了一惊。透过老罗拍摄领导人和名人们题字签名的时的照片,看到老罗的足迹快遍布了祖国的大地,照片上是一个行路者风尘赴赴的沧桑。

老罗说,这是我的事业。无论别人怎样看,我一直要把这件事干下去。

那天夜里,我们谈了许多。我第一次为黄安还能有这样的人而骄傲。后来我们到外面去喝酒,在北方的寒夜里感受到了故乡的温暖,感受了我们黄安城一种可以称得上英雄与孤独的东西。

后来在参加黄安人的聚会上,我还知道,老罗为了完成这项事业,把家底都用光了。他们说,老罗几乎每年都往外面跑,做的就是这样一项事业。没有住处,就找老乡,实在找不到,他自己就挤在车站或最便宜的旅馆里,吃着最低劣的食物。谁能想到,第二天他还挤着笑脸,出没有首长和领导们的家里呢?老乡们还说,老罗的老婆在老家开了一个小书店,所有挣来的钱都支援他了,弄得两个孩子差点上不起学,老婆差点要回东北老家。

关于老罗的老婆,还有一段非常特别的爱情故事。他们说老罗是在火车上遇上他老婆的。一路上他不停地对她讲黄安的故事,讲黄安人的传奇,那个女孩被黄安人和黄安的故事着迷了,于是不顾家人的劝阻跑到湖北来嫁给了他。

老罗后来也说,他老婆没有和他过过一天安心的日子,他天天在外面跑,天天要用钱,总是让老婆担心。

老罗后来还说,他老婆开头一直支持他,即使后来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她不理解但还是支持他。

老罗说他欠他老婆和孩子的。老罗说这话时掉了泪。那时我已经在北京见过老罗多次,他在谈起那些老革命时总是掉泪,但提起老婆来掉泪,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老罗说,我并不求别人支持我,但希望别人理解我,不要认为我做的事没有价值。

老罗为此一路奔走。







于是那几年,我在北京经常接到老罗的电话,他一会说在四川,一会儿又在新疆。他说他在寻找那些曾从黄安这块土地上走出的军团,寻找着这些军团的足迹。他说他带着自己一架普普通通的傻瓜相机,把那些情景都照了下来。

我那时开始读黄安的县志,对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此很想为老罗及老罗的精神写点什么,但作为一个没有根基的年轻人,在外要努力工作,要勤奋写作,要与领导和同事搞好关系,要有正常的社会交往,要在一个大城市里白手起家,要与一个陌生的女人恋爱结婚,组成家族,一系列的琐事总是缠着没完没了的,为此一直没有下笔。直到今年老罗又跑到北京来了,带着一大堆照片,还有那些领导人与名人的题字签名,说是想办一个黄安精神的摄影展时,我才想到自己为他做的太少。

于是我们一大帮黄安人聚在总后一家招待所的饭桌上商量这件事。这一大帮人中,有不少是多次帮助过老罗的。老乡们首先肯定老罗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接着说尽管我们自己做不到老罗要做的事,但我们尽自己所能,为老罗提供点方便,做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智的出智。

这一大帮人开始给老罗献计献策。按照老罗最初的设想,他想在建党八十周年,在革命博物馆办一个摄影展,并请在那儿工作的老乡联系展厅。

虽然老罗的摄影并没有强烈的艺术价值,但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展览如果办成,肯定会引起《红岩魂》那样的轰动。大家想像着《黄安魂》在京引起轰动的样子,都为老罗高兴。

但我首先提到了经费问题。按照我在北京的生存经验,即使是纯而又纯的艺术展,没有经费也是不可能办成的。我数次劝老罗要取得政府的支持来做这一有益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老罗从事的工作没有得到认同。老罗说,要等,等到什么时候呢?我已经十几年为这事奔走了!

这时有位叫韩伟的老乡站出来答应私人赞助。他之所以愿意赞助的原因,在于他也是一位将军的后代,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老韩说,我看到那些题字和签名当时的血就往上涌。

那天晚上饭局是老韩安排的。其实他是部队上的一名普通干部,如果出资,我想也不会太多。因此我问老韩,老韩说他再找一个老板来投资。

当时一帮人分配了任务,我的任务就是写展览的前言与后记。在中央台工作的老乡刘晏平经验丰富,他定调子说,就以“一个人,一种经历,一种精神”为中心来写吧,于是那晚我回来后满怀激情地熬着夜写了。大家对我写的文字,都非常满意。

但最终,老韩那边说肯出资的大老板还是没有找到,革博与军博联系免费展览的事也没有敲定,一切沸腾的血液都静了下来。大家散落在北京各个建筑大厦中讨生活,一下子没了踪影。只有我知道,为了制作展板,老韩瞒着他老婆,已经私人投入了两三万块钱。为了联系方便,他还给老罗买了一部手机。那可能是老罗第一次用手机,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时,他还不知道怎样接。

钱的问题最终解决不了,一切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为了安慰老罗,也为了能够让这件事能起到一点影响,我与中央台的朋友联系,找了一个编导想给老罗做一个专题。编导听说后也很感兴趣,可她由于到外地拍片,这一拖又是几个月。再后,我到湖南去参加全军和武警召开的笔会,呆了一段时间。回京时,老罗已经离开了。其间我接到他在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只说了几句,信号就断了。这期间我忙着带新婚的妻子回黄安休假,又是一个月。

 

黄安时,故乡的天空还是那片天空。当我和妻子走在故乡的乡村里,就像许多人不相信黄安走出了两百多个将军一样,我年轻的从来没有受过任何苦难的妻子,根本无法相信我是从那样一个闭塞的山区走出去的。在她的提醒下,我们走的那天一起去城里看了老罗的老婆,她守着一个书店,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个冷清清的街面惨淡地经营着他们的书店。我和老罗的老婆聊天,在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没有见到一个光临的顾客。当我们告别时,我摸着老罗孩子的头说,好好读书吧,长大后像你爸爸那样……

我看到,老罗的老婆眼泪出来了。我几乎不敢回头就走了。

当天夜里,我对某位黄安领导提到了老罗的事,想鼓吹故乡对老罗的支持。但该领导说,你不了解这个人,他要干就让他干吧。

那位领导好像也有自己的难处。于是我便缄默不言了。

此后又是几个月过去。有一天我上班时突然又接到老韩的电话,老韩在电话中兴奋地说,你知道吗?我们最近在承德搞了一个展览,非常成功!

原来,中国摄影家协会要在承德办影展,老罗知道后就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去了。尽管他的作品缺乏艺术的力度,但他的经历和他的作品还是打动了他们,他们免费给老罗提供了一个三百多平米的展厅!

老韩说,老罗的“黄安精神”展厅成了摄影展上最热闹的展厅,那么多的市民和百姓,久久地围在这个展厅前不走,不时地问老罗许多有关我们黄安的问题。

老韩说,他们以前还不知道我们黄安作出了这么大牺牲,有着这样辉煌的历史。

老韩说,许多人在老罗的展厅前掉了眼泪。

老韩还说他们想继续在全国找地方展下去。

我听后当然非常高兴。这才意识到自己欠老罗的某一种东西太久了,于是静下心来写了这篇文章。如果读者你不相信有老罗这个人的存在,那也无妨把它当作一篇小说。

但我坚信,老罗和他的事业总有一天会引起社会的关注的。因为伟大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往往总是先诞生在民间的,我以为。

我还想等有了时间,要把老罗肚子里装着的黄安人的故事写成一本让人泪落的书。

我更想对老罗差点上不起学的两个孩子说:孩子,不要抱怨你的父亲,他做的工作,真的很有意义。

我忘了还要补充这样的几句话:

老罗,原名罗厚斌。1966年生于黄安。孤儿,靠父老乡亲养大。1984年参军入伍,曾在成都军区某部服役六载,历任通讯员、文书、班长、代理排长,经历过1987年中印边境麦克马洪线二级战备的考验,扑灭过四川大凉山原始森林的大火,参加过成昆铁路泥石流塌方的抢险救灾。1987年入党,连续六年获团营连嘉奖,多次评为先进。退伍后在黄安县文化局当了一名普通的文化干事,曾在中央省地报刊上发表文章30多篇,连续三年被评为黄安县文化系统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黄安县电影院不慎被烧毁后,他们曾到北京磨破嘴皮而筹得资金,使我们黄安的电影院再生,让黄安的父老乡亲再次体味了业余文化生活的喜悦。

就这些。



罗厚斌赠与红安县首家传统教育服务中心《热爱红安》(2018年)


今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