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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第一章,配乐演播和文稿

演播者  红安县首家传统教育服务中心 带班老师

第一章:在远离首都的地方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原载于《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4期),由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篇名。作者所国心、董滨当年曾深入湖北省红安县实地采访三月有余,最终完成这部中篇报告文学。至今,仍被称作歌颂红安的鼎力之作。
 



 

1985年2月,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篇名,由所国心、董滨撰写的《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篇报告文学在《解放军文艺》正式发表。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产生极大的社会震撼力,“将军县”红安由此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这里过去叫黄安,现在叫红安。地理教科书上说,这里属于大别山的东段。

这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的大本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中,曾经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名属红安籍。从这里走出了二百二十三名将军,产生了两任国家主席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

战火曾把这里烧成,一片焦土,“无人区”从县北一直延伸到县南。

今天,当我们把笨拙的笔端伸向这里,这片英雄的土地向我们口授了它的指示……

为红安籍的将军们一一干杯

一九八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北京始发的专列开进了一个远离首都的车站,车上,走下一群身着将校服的x国人…… 

翌日,在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机关里,军官们获悉:×国国防部长已于昨夜抵达这里。当晚,在东湖侧畔的珞珈山宾馆举行了欢迎宴会。

宴会厅里,军人的勋章与水晶杯交相辉映,乐队在演奏。这支军乐队,是军区张才千司令员特意为客人安排的,演奏的节目清一色是雄壮的进行曲和军乐。因为,这是清一色由军人参加的宴会。

这位国防部长被誉为“中国通”,思路敏捷,善于辞令。他在讲话中客从主意,也着重强化了宴会的基调:“两天前记者曾问我,此次来中国,为什么执意要来武汉?”他用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加大了这个问号、随即话锋一转,“因为我是一个国防部长。因为武汉地处中原,自古乃是屯兵重地,出于这样的身份来中国访问,我不能不来武汉。还因为这有一个将军的故乡,一个叫红安的县里出过二百二十三位将军……”

“中国通”果然名不虚传。“将军的故乡”,红安也当之无愧!他在掌声中把话题引到一个历史的高度:

“我是钦佩中国的将军的,我们彼此是了解的。因此,在这里我可以准确地提议,为在座的周世忠将军一一为二百二十三个红安籍将军的代表,干杯!

乐队奏起《军队进行曲》。周世忠副司令员端起酒杯,向这位国防部长致意。他不仅想到了二百多个同乡籍的将军,也想到了与红安有着近似血缘关系的我军一代将帅:徐向前、陈赓、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李德生……在那先后持续了二十二年的战争中,红安以山里的米粒、森林中的浆果,哺育了他们。而他们凭借这块土地,聚集起四十八万红安儿女,开辟了豫皖苏区,组建了红四方面军。

这都是历史了。

然而,人们是需要知道历史的一一不仅是本国的,有时还要知道外国的一一并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和教益。于是,战争结束以后的三十多年中,红安人把自己的历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来访的外国人,告诉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戴着柳盔帽的越南人、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夹克衫里揣着《格瓦拉日记》的玻里维亚人……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有三十多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带着满腔虔诚来到红安,拜访心目中的“山地游击战的圣地”。

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历史吗?……

两天后,这位国防部长在访问途中路过了红安,他中断谈话,抬手拉开车窗上咖啡色的布帘。

“这是韩先楚将军的故乡。”司机会意地减慢车速。

映入车窗的是一排排低矮的土坯房子,疲惫的水牛熬不住烈日的蒸烤,躺在泥塘里喘息,蓦间,车窗被一排赤裸着的黝黑的脊背占据了,这是红安人在车水抗旱,在同旷野上的热风搏斗……

小车在原野上奔驰。他沉默了一会,才说:“我记得,韩先楚将军在朝鲜战场上曾是志愿军部队的指挥官之一,韩将军那时的对手是麦克阿瑟将军。“麦帅”的家乡康涅狄格州,如今已成为高级技术的中心,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兴旺。

他讲得十分含蓄……

贫穷的富翁

“狼坡”……“熊窝”……“鹰嘴石”……

古老的乡曲中一串古老的音符。

这一个个稀奇古怪的村名,记着从这块土地上走过去的人们。上溯至明朝嘉靖四十二年间,最先来这里垦荒种地,建立村庄的人们,一年四季里,几乎轮番地与风灾、干旱,洪水和饥饿抗争着,他们无睱去认真考虑为村子命名,许多村名是自然而然得来的。有的则以劳动生息在此地的整个氏族的姓来命名,如张李家、王家大屋;有的甚至就是这个地方过去的主宰者,如猴湾、野猪岗;而更多的村庄的名称里,常常饱含着一个勤劳山民在希望破灭时的痛苦和辛酸,如洪水冲、埋人沟、望天畈……

几千年来,红安人以其山民特有的坚韧性格和顽强精神,在与大自然旷日持久的抗争中,于莽野之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在饥饿中生存、繁衍下来。而且,那种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仿佛一种遗传基因,它即使不在儿子身上,一定在孙子或曾孙身上苏醒过来,孕育出红安人那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六年前,四位巴斯坦游击队员,曾到过红安的大斛乡程维德村(又是个少见的村名)。去时他们胸前神气地佩戴着在约旦河西岸荣获的勇士勋章。然而,在访问过兰桂珍大妈之后,他们胸前闪光的勋章不见了。在兰大妈家里,他们听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二七年冬天,黄麻暴动遭到失败后的一个夜晚,兰大妈的儿子掩埋了父亲的遗体,跑回家乡的茅屋前敲门,而他的母亲却隔着门啜泣道:“细伢子,你不该这时侯回来,按祖辈的规矩,你该在队伍打垮的地方过夜……”就在那个晚上,儿子在木兰山下找到被打散的战友,这支队伍重整旗鼓,再次攻克黄安城。在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她失去了父亲、丈夫、儿子和四个兄弟。在这个辽阔的世界上,她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刻,这位老妈妈又把自己仅有的两亩田换成二十斗米,送给了游击队。从此,她四乡飘零,行乞为生……

兰大妈的一生深深打动了巴勒斯坦战士,他们在一篇访问记中写道:“听了这个老人的讲述,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情景:乡道上有个赤脚的老太婆,一手拿条粗麻袋,一手用根细棍子探路……”

在这位英雄母亲的家中,巴勒斯坦人看到的是,两间并不比游击队帐篷舒适的土坯屋,土改时分得的枣木桌椅,已被岁月磨圆了棱角。兰大妈告诉他们,她已七十四岁了,今年仍上交了二百斤公粮,还卖了一头猪,得了百把块钱,国家每月发给她十五元的生活补助费。“日子过得很好了,就是身边没个孩子,空落落的。”大妈和善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凄苦的神情。当巴勒斯坦战士问到兰大妈今后的打算时,这位慈祥的老妈妈说:“我是个种田婆,如果能够的话,我要用这双手多照料些人,多喂饱些孩子。”

这一切,使这些巴勒斯坦人在这个瘦小的老人面前,为自己的荣誉而感到发窘了。他们摘下镀金的勋章,献给了这位勇敢善良的老妈妈。

在县外办的欢送宴会上,巴勒斯坦战士感叹道:“如果我们有四十八万你们这样的人民,我们两年就可以把巴勒斯坦的天翻过来!

是一次非常偶然的巧遇。在退伍老红军杨绍贵家里,来自亚平宁山的意大利青年赶上了这位老红军的七十大寿。然而,在祝寿的酒席上,摆的不是堆满奶油的生日蛋糕,不是热巧克力……为祝寿而摆出的奢侈品,仅仅是一大碗肥肉炖萝卜。

打记事起,杨绍贵就有个死心眼的看法:什么样的菜肴也比不上炖肥肉块子,并且迄今不变。

老人吃着萝卜,把肥肉一块块敬给客人。

而客人却无法消受这份敬意。他们即使在艰难的目子里,也没有对这样的”上品”发生过兴趣……“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儿子!”这是意大利人对杨绍贵由衷的敬意。

在杨家洼,我们见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儿子”杨绍贵。他刚刚卖了一头猪,全家正在聚餐。他的老伴是个常年闹头痛病的愁眉苦脸的女人,他本人却身高一米八五,有一副刀刻斧凿般的粗犷的面孔。他身上是件硬梆梆的棉坎肩,从领口到下摆都油亮亮的,有的地方已经挂破了。他用手指了指火塘,请我们过去吃饭。我们谢绝了,让他只管吃。于是,他避开众人,伛偻着身子坐到火塘旁的树墩子上。用筷子夹起大块带皮肥肉,如同将炮弹填进炮膛一样填进嘴里,然后抓起一把野葱,团成一团,蘸上辣酱,塞进络腮胡子中间那张大口,出声地嚼起来。我们不禁羡慕地叹了口气:“好胃口!”我们和杨绍贵谈得很随便,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九五三年回的乡。“没得仗打了,就兴起了开会,天天坐在屋里磨裤子,我头疼,就走了。咳,哪个晓得留下来的都做了官,开了薪水。妈的,天生种田的命!”老人一边抱怨着自己的命运,一边把一摞奖状拿到亮处给我们看。他有一只眼睛失明了。那是七八年的一个雨天,他领着一帮大学生去参观红军洞,从山上摔了下来,瞎了一只眼,不知道底细的人,都以为他是在前线负的伤,杨绍贵本人也不置可否。他打了二十年的仗,却没有受过一次伤,为此,他至今还感到遗憾,他对我们说:“你们会不相信的,那年月,我就想受伤,因为徐总指挥有令,不能让伤员挨饿,再困难伤员每顿都有两个葛藤粉团子。妈的,我从那时候就不走运,军帽、裤档都被子弹打穿过,就是不伤皮肉,所以我经常饿饭……”

当话进入闲谈时,杨绍贵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七九年夏天,峨眉电影制片厂《挺进中原》摄制组来这里拍外景。鉴于这一带有许多当年历史的见证人,张毅导演决定召开一次“毛片”观摩座谈会。身为老红军战士、县人大代表的杨绍贵,理当然出现在邀请名单上。

片子放完了,人们在静侯反应。

“那年月的共产党,都饿得黄皮寡瘦的,哪有电影上这么油光水滑哟。”杨绍贵说道,毫不掩饰他的不敬,“就是国民党进山,也要啃糠粑粑哩……”老人的意见,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临了,他又宽容地说道:“哪有那么多真的啰,电影片子就是电影骗子嘛!

听见这话,我们不由得在心里打起了小鼓,我们真不知道老人看到我们的这篇文章时,会不会把我们也当成什么骗子。当杨绍贵得知我们其中一人就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他抱歉地笑了笑。从这位害怕开会的老战士嘴里,我们听不到一句矫揉造作的“官话”。

分手时,老人惭愧地对我们说:“党培养了我五十多年,我也没成个材料,没得法,天生就是一堆柴禾的料啊。”

走出村子,便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在向阳的一面山坡,树窜得很高;长在背阴的山谷里的树,却尽是枝枝杈杈,它们的用场也许就是当柴烧了。但没有它们,这片林子就不成为林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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