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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第四章,配乐演播和文搞

演播者  红安县首家传统教育服务中心  带班老师
第四章:强种的后代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原载于《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4期) ,由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篇名。作者所国心、董滨当年曾深入湖北省红安县实地采访三月有余,最终完成这部中篇报告文学。至 今,仍被称作歌颂红安的鼎力之作。
 



 

1985年2月,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篇名,由所国心、董滨 撰写的《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篇报告文学在《解放军文艺》正式发表。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产生极大的社 会震撼力,“将军县”红安由此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月亮并不象太阳,但它确实是太阳光芒的返照。     

                             

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红安代表李家宏向李先念主席报告了家乡的喜讯:一九八二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突破了五亿斤。

李主席问“莫光讲粮,还有票子呢?”

李家宏翻开了本子汇报说:“去年人均收入一百二十四元。”

“可怜啊!有粮吃了,可还买不起收音机,看不上电视。李主席的目光向与会者扫了一周,缓缓地说:“一个人下田干了一天,晚上回屋,把肚皮填得鼓鼓的,然后喘一口气,就侧身子倒在床上。这种生活不变,哪个鬼才想去种田!我们不能无限制地提高粮食产量一一因为土地有限,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既不会增加,也不会扩大了!”

当李家宏带着国家主席的忧虑回到红安时,县委正提出了向五亿五千万斤粮食突进的目标。

李主席的告诫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县农科所算了一笔帐: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每增产一斤粮食,就要倒贴两角壹分钱,五千万斤就赔上一千零五十万元!

农牧局、林业局、水利局、财政局纷纷算起了帐,这些数字综合在一起,使县委震惊了。

当全县农业产值每年以百分之五点八的幅度递增时,林牧业产值却以百分之五点五的幅度递减,一加一减,得出了一千二百万元的负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滥伐滥垦,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每年有近百万方沃土被冲走,河床增高,几条主要河流已经淤塞,被迫封航……

这是怎么回事?三十年来,辛辛苦苦地搞粮,却搞了个山穷水尽红安不是老苏区吗?红安人不是有觉悟吗?老苏区的优势到哪里去了?这一切该么解释?

县委的疑问也是将军们的疑问。北京军区罗应怀副政委在对家乡作了调查分析后,和县委的同志交换了认识,他认为:红安地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这在革命战争中是个优势,但在经济建设时期则是个劣势;而毁林开荒,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劣势人为地扩大了。老苏区人民觉悟高。执行上级指示坚决,本来是个优势,但是,那些“左”的东西在这里也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这就使红安成为“左”的重灾区,优势又变成了劣势。

罗应怀将军认为,这是红安的悲剧,县委应该下决心结束这个悲剧。

然而,结束这个悲剧首先要否定自已,承认落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要知道红安三十年来一直是先进县,这其中也有县委领导的一份荣誉和骄傲。县委领导也是要脸面的。在争论中,县委同志们的认识统一到了一份批件上,这是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将军的一份批件,他在批件中写道:一九七五年,红安盲目引进阿尔巴尼亚油橄榄,是我提议搞的,我应对此错误负主要责任,并向家乡人民检讨错误。

王建安将军向自己的乡亲认了错,他失去的是错误,得到的是更深的敬重。

这位一九二九年的红安县苏维埃主席,以其坦荡的胸怀,使他的后辈们懂得了一个道理,人人都有自己的高傲,但是一个人该知道什么时候拿出他的高傲,什么时放下他的高傲来!

县委认真总结了教训,找到了缺陷,挖出了潜力。他们打破了単一的种植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一年后,全县人均收人上升了近一倍,达到二百二十元。

红安的经济起飞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前途决不是平坦的。在县委的座谈会上,蔡县长用一支廉价的圆球笔抵着本子,边计算,边向我们诉说他们面临的困难:他们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工副业基础,缺乏发达的交通网和运输工具,缺乏人才和信息,缺乏管理商品经济的经验。

“你们看过《血疑》吧?”这个有大专文凭的县长继续说道,“输血不仅在医学上有效,在经济上也有效呢。红安象那个‘幸子’,需要‘光夫’的血液来加快强壮……”

 蔡县长开了个头,各位领导接着就发开了牢骚。

“哪个给你支援?山高皇帝远。有油水的事从来没我们的份儿。”

 “都到穷山沟里刮油水,外贸收我们的盐脆花生,成本价都不给,硬是拿我们当华侨干啊!”

 在采访中,我们已经听惯了干部们的诉苦,但是在他们发泄后,他们的情绪又高昂起来,又要热切地描述红安的前景了,他们都相信,再过十年,红安将是一个满山花开,蜜一般甜美富足的地方!

这是红安人的性格。红安人是喜好竞争的山民。他们曾参加过一场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他们一次次从失败中奋起,以其山民特有的坚韧和顽强,折服了强大的对手。今天,他们要同全国各兄弟县去竞争,去赢得新的胜利一一那就是富裕。在这场竞争中,他们处于落后的地位,落后了许多。他们正在陡峭的山路上追赶着,一寸一寸地缩短着差距。在这场进军中,后勤补给是决定性的因素。红安也只能做它的后勤支援所能保障它做的事。红安人心有余而力不足。

红安就象它境内的倒水河,平时缓缓地流着,而一场大雨过后,它便会陡然改变了平静,十分壮观地奔腾起来。

 红安需要一场及时雨。

民声就是天声。在北京,李先念、韩先楚、陈再道、秦基伟、程子华、陈锡联、罗应怀等同志,分别向中央汇报了家乡红安的情况,提出了建议。

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里面的毎一条、每一款,都是红安县委的同志们所盼望的。有了这场及时雨,那里的山山木水将会注入多少勃勃的生气啊!     

 

   

有人说,红安是个出将帅之材的风水宝地,红安人是山里的强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里曾打出了一代能征善战的名将。他们高屋建瓴,威风凜凜地俯视着战局,变劣势为优势,转败局为胜局。

在今天,一个县的决策人如同战场上的将领一样,是一个神秘的值,他包含着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因素,他的思想作风、知识结构乃至他的性格爱好,都会产生内在的、巨大的价值。

我们走访了红安县书记杨春生同志。

杨书记虽说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但却象年青人一样结实健壮,反应敏捷。穷县的县委书记也穷,家里一切都很简单,书却非常多,沿壁面立的几个书架上了各种书籍。

杨春生从书架上取下了几本线装书,夸口说是珍本。他藏有明朝按察使的笔记,清代巡抚的家书,以及一些文集,在这些文集中,有上个世纪士大夫和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远景的想法。老实讲,这些书的实用价值应该在省级领导。当我们提到这些书时,杨书记笑道:“我是个县委书记,不多也不少,五十岁的人了,干完这一任就要下台带孙子去了。看这些书嘛,无非是想晓得一点事,我们山里人,见得少,脑瓜子笨……”

 然而,这个“脑瓜子笨”的县委书记立时就现了原形。邻县光山的王县长找上门来了。

 杨春生兴高采烈地欢迎王县长。

“真他妈的活见鬼!一定是哪个在你屁上扎了一锥子,你才跑到我这儿来的!”

 王县长下说:“我上你这来走走,没得什么要紧事儿。

“扯谎。你的板眼我晓得,又找我干什么?讲吧!”

“我几时扯过谎,我是到红安有事,顺便来拉你吃顿钣的。”

 “好,老婆回娘家了,咱们自己下厨房搞菜吃。”杨春生拉起王县长的手。

“哎,今天我来请客。”王县长把手挣开。

  杨春生警惕地看了王县长一眼说:“滑头,你是来放我的血啰!”

“帮个忙吧,我们建花生食品厂,想从你们这儿搞一点木料。”王县长说着,递过一张购货清单。

   杨春生接过清单,仔细听完了来者的要求,摇了摇头。

 “你要这么多木料是要我去坐牢啊!妈的,我坐了牢,你是不会给我送饭的。我借你一方吧……”

   “我拿一方能什么用场?”

“我不能再多给了。”

 “你能的。兴许,以后我也有机会帮你的忙呢!”

 杨春生又把清单拿起来看了看说:“那么……好吧,就算我帮你搞到了这些木料……你又能给我点什么呢?”

“我们花生制品厂年年收购你四百万斤花生。王县长说道。见杨书记没插话,又补充了一句:“每斤比牌价高四分钱。”

 “六分。”杨春生变得冷若冰霜。

“好吧!”王县长叹了气,拍了拍杨春生的肩膀,“你是个生意人,一点亏也不肯吃呵!“

“我只有五十贯的家当,不能穷大方呵!”

  杨春生确实是个精明的当家人。他的精打细算,给这块土地争得了不少的实际收益。

  有的人可能认为,县委书记的工作大多是干干巴巴的。听汇报,写总结,作报告;党委会,常委会,办公会一一这些字眼也确实是干巴巴的。

然而,正是在这些日常工作中,体现了他们的性格与才干。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个不大的日本观光团来到了红安。扬春生会见了这些客人。在随便、活跃的交谈中,有一个客人说,他在县博物馆看见一双红军的草鞋,很漂亮。他不知哪里能买到这种工艺品。他跑到县土产公司,土产公司却说不经营这种产品。他说,穿草鞋在香港和东南亚已成为一种时髦,而红安是草鞋的故乡,他希塱能在这里长期订货。

“没问題,没问题。”杨春生毫不掩饰地高兴了起来。不过心里却有疑虑。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红安能不能找出一双草鞋,至少,他本人已经有十年没见过这种东西了。

 客人走后,杨春生来到了供销社。供销社的同志对这笔买卖表示怀疑:“他为啥单单要草鞋呢?怕是拿出去做宣传品,来证明我们穷吧?”

 春生说:“人家是生意人,他的事业是买卖好东西。买卖上了门,我们还在疑神疑鬼,这是钱,是外汇哪。”

“这日本人的钱能赚吗?”

“你这小庙里的鬼,就是日本国天皇老子的钱也照赚。”

 在杨春生的督促下,供销社组织了草鞋生产。买卖进行得很顺利,那个商人把所有的现货购买一空,又续订了一笔合同。

“这是上千年来红安头一次和外国人做生意。”杨春生自豪地对我们说,“东京、香港、新加坡的商店里也摆上红安货啦,我们还要把竹笋、蜂蜜、茶叶、药材搞到美国、欧洲去。到时候,哪个还敢红安是穷乡僻壤,贫困地区!”

  大胃口!大气派!这就是当今红安的大将之才。   

 

事实与雄辩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人物,他叫陈慕凯,是县林业局的一个技术员。

  二十八年前,陈慕凯大学毕业回到家乡,那时的陈幕凯是谨慎小心的。然而,在劫难逃,他到底还是被打成右派。原因可以追朔到那一年的秋天。一天,县百货公司门前排起了大队,人们在购买当时尚属紧俏商品的苏联手表。一位领导叫他去帮忙排队。他拒绝了。当然,自有热心人去为领导解忧,事后,这个热心人问他道:“你为哈要跟领导过不去?”

“我的信条不允我这样做。”

 “你的信条是怎么讲的?”

“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替自己排队。”

“傻货,”热心人说道,“我跟你一样,也是个大学生。但是领导过生日时,我去买过鱼,甚至在他家的房里刮过鱼鳞。”

 “我没这个本事……我根本不会刮鱼鳞。”

 两个月后,这番话被解释成抵制党的领导,于是,罪有应得……

 经过这次波折后,陈慕凯才明白,他大大地失算了。因为他不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解解字谜,不去一份接一份地写改造思想心得,不去一小块接着一小块地在县城为自已的家庭争得地盘,反而徒步或乘顺道的拖拉机到各处林区东奔西走,勘察设计,画出一个个造林的草图,似乎那些已经荒了几百年的山岭,就不能再等上一两年,等调研员陈慕凯安排好个人的生活再说。

 他始终没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始终没有学会“刮鱼鳞”。

 一九八四年五月的一个夜晚,陈慕凯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起草着一份报告。报告的开头用了一个象对熟人那样的简单称呼:“先念同志……”

 他在报告中写到,一九七九年李先念主席回红安时,曾提出,应该把山上的马尾松换成杉树,杉树生长得快,经济效益高。据此指示,县委已订出了计划,要在五年内把马尾松全部换种杉树。这样十年后,红安的木材总积蓄量将翻六番,达到五百万方,年采伐收入六千零三十五万元。红安就可一跃而成为富县。陈慕凯认为:“这个计划太简单,太完美,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分析了全县一百零八万亩宜林区的土质和树种分布状况:“红安的土地并不肥,尽是石头疙瘩的山坡,坎坷不平的山洼和沙质土地。而杉树的生长需要肥沃的土壤。马尾松尽管成材率不如杉树高,但它却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长得更兴旺、更皮实。此外,马尾松的枝杈发达,在红安这个偏远的缺煤县里,几乎全县的烧柴都取之于它……”

 接下来,陈慕凯又列举了许多论据。这是林业工作者在纵论林木。他在这里搞了三十年千辛万苦的勘察工作,他有权确凿有据谈论这块土地。

 他在结论中写道:“全县十二万亩杉树,由于土质关系,其中四万六千亩长成了小老树。而马尾松普遍长势很好,一棵马尾松年平均积五角线的木材,一亩二百棵即有一百元,全县六十四万亩马尾松,管理好了,一年的积材可创六千四百万元的价值。年采伐收入也可达两千七百万元。实际上马尾松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因为有了新树种,就抛弃久经考验的马尾松,就象一个穷汉看见了一双皮鞋,为了买皮鞋,把衣服、裤子都卖掉一样愚蠢。”

 陈慕凯写到最后两句话的时候皱了一下眉头。他想了一下,把“愚蠢”这个词涂去,换成了“欠妥”。他又看了几遍,直到他看不出再有别的欠妥的词句了,才在落款处用繁体字工整地写下自己的姓名。

信写好了,信封却没有封起来。对于自己微弱的力量,陈慕凯是不抱希望的。第二天,他把信交给了县委。

 县委的同志们传阅了这封信。

 “一个调研员讲话这样大胆,简直是前所未闻!”有人议论道。

“国家主席有他的想法,我有我自个儿的。”陈慕凯平静地说。

他并不感到有什么出格。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他也有他自己的关心和优虑,尽管他似乎无关轻重。他在县林业局调研员这个小小的岗位上,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全部美好的感情,都献给了这个事业。

县委杨春生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说:“一个基层干部敢于对国家主席的指示提出异议,修正国家主席的意见,这说明了许多问题!许多好的问题!这里面有勇气,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水平,文化水平、觉悟水平。”他把信还给陈慕凯说:“你得很对,你可以把信封粘起来了。”

 第二天,这封信被裝进一个大信封里,用胶水粘牢,贴上了双挂号的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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