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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第五章,配乐演播和文搞

演播者  红安县首家传统教育服务中心  带班老师

第五章:月是故乡明


 
    《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原载于《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4期) ,由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写篇名。作者所国心、董滨当年曾深入湖北省红安县实地采访三月有余,最终完成这部中篇报告文学。至 今,仍被称作歌颂红安的鼎力之作。
 



 

1985年2月,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篇名,由所国心、董滨 撰写的《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篇报告文学在《解放军文艺》正式发表。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产生极大的社 会震撼力,“将军县”红安由此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塘里有水,而水中无鱼一一我就不相信这是水;山上有土,可土上不长草木一一我就不相信这是土;森林里有人,而没有鸟兽一一我就不相信这是森林。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北京。

    天安门广场,军乐齐奏,礼炮轰鸣,铁阵如云……

    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车驰过来了,一位虎气生生的将军驱车上前:“军委主席,阅兵部队准备完毕,请检阅。阅兵总指挥秦基伟。”

    多么威严的虎将,多么熟悉的乡音!拔山盖世,豪气纵横!

     虎将,虎气,虎威,这是今天的秦司令,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十六年前吧一一

  “狗娘养的,受这份窝囊气,还不如回家种田!”在武汉,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家里,秦基伟发开了牢骚。

    一阵沉默。

  “我不是讲玩话,我先回去安个家,再接老婆孩子。”秦基伟又追了一句。

  “行!”张体学省长顿了顿,“你坐我的车去。“

  “莫惹麻烦呃。我是死老虎了,长途车站打张票就行了……”

    这是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当时身为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在几次断然拒绝支持“左派”之后,被“打倒在地”了。从北京来的工作组,一个下午就宣布撤销了四十多个师职以上的领导干部的职务,两架电梯上下三次,才把这些“死不改悔”的老家伙们打发走……秦基伟被打发到江西某农场劳动改造,途经武汉时,突然动念想回红安看看。

    这天下午,长途车拖着一溜黄烟开进红安城关,秦基伟弧零零地走下车来。他没去县委,也没出车站,转手买了去七里坪的班车票。剩下的这段路,他闭了眼也知道:经七里坪,过盐店河,就到秦罗庄了。

    回来看看一一回来看什么呢?红安的情形看上去同昆明差毬不多,“支持左派”、“誓死捍卫”之类的标语,糊了满街墙,那……就看看乡亲们,可乡亲们又会怎么看自己呢?一个失去权力、失去威风的下台干部,一个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狗屁不值!谁看得起?在昆明、在北京,秦基伟已经看够了人们的白眼……“咳,虎落平阳,今非昔比喽!”秦基伟喟然长叹。

    开往七里坪的班车载着将军、颠簸着钻进了群山的怀抱。秋风送爽,乌斛叶红似火,景致仿佛同五十年前的一样,一点没变。秦基伟记得,这山上有一个“红军洞”,洞里天然形成的石笋,就象一把把直立在地上的尖刀。当年,红军掉队伤员总是拼着命往洞里爬,只要一进洞子,不论白匪封锁得多严,亲们总会从某个秘密通道摸进洞里,带来水、粮和草药……班车在山路上晃动着,象一个筛子,把过去的岁月一点点地筛了出来。

     盐店河到了,将军赤足涉过河,便象当年那样把鞋垫到屁股底下,坐在一块小石头上喘息,眺望着在山凹里半露半藏的秦罗庄。直到这时,秦基伟才倏地省悟到他动念回乡的所在。也许,这戎马一生的句号就要打在这里了,一块山田,一把锄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直到老死!“回家啰!”将军想象当年放牛时那么吼上几声,但是,他弯腰穿鞋时,却发出了老人的低闷的唏嘘。

    凭着门前的那棵老檀树,将军认出了自己的家门,门上挂着一把沉甸甸的铜锁。他不抱任何希望,把手伸进门后抠一根原木的凹槽里。啊,钥匙仍然放在这儿!他高兴得几乎喊起来,五十年前他在家时,钥匙就是藏在这个地方的。

    将军几乎是闭着眼睛穿过昏暗的堂屋,他环顾着久别的家。这一切都和以前差不多,灶台,家具、水缸、农具都放在老地方。在正面墙上的镜框里,陈列着许多亲人的相片,其中,秦基伟穿将军服的像片十分醒目。几只灵巧的燕子,在叽叽喳喳地绕梁而飞。将军看着似曾相识的燕子,深深地舒了口气,默默地自语道:

   “我回来了……”

    寂静中,门响了一下,走进一个年轻人:“你是谁?你,找谁咯?”

    将军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嗫嚅道:“我姓秦,秦基伟是……”话被对方的一声惊呼打断了:“哎呀!您是秦司令呀!您回来咋不打声招呼?”小伙子跑出去了。不一会,队干部赶来了,老哥老嫂子们赶来了,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乡亲们都来了,秦罗庄喧闹起来。将军没料到会有这个场面,他散烟时手一哆嗦,一支烟被掐断了。

     晚饭摆开了,有蒸肉糕、烩鱼卷、炒地菜干,还有绿豆粑、泥鳅汤,都是按将军口味备下的家乡菜。秦基伟和乡亲们一起喝掉两罐子米酒,吃了好多美味的豆粑鱼卷,变得对世界上一切都十分满意了。

     这时,门外有人唤起将军的小名:“秦伢子是你回来了吗?”一位老妈妈拄着拐进了屋。秦基伟连忙扶她坐下问候道:“刘太婆,您老好啊!”“大声点儿!”老妈妈喊道,“我打去年起就连打雷也听不见啦!”“太婆,您好啊!”秦基伟大声重复道。“告诉我,我的柱子还在队伍上吗?”“您说什么?!”秦基伟惊诧了。他记得,柱子牺牲在长征路上了。队干部连忙拉了秦基伟一把,低声说:“柱子牺牲后,她就疯了。”“秦伢子,我的柱子还跟你在队伍上吗?”太婆追问道。“太婆,”基基伟贴在她耳边回答道,“您的柱子还跟我在一个队伍上。”

  “替我照看他,他肠肚不好,莫让他沾生瓜枣。”老妈妈叮嘱道。

     秦基伟赶紧转过脸去,强忍着泪水。

     他推开窗扇,背对众人伫立着。窗外,松林低啸,一阵微凉的秋风吹来,使人精神一振,在朦胧的月光下,秦基伟猛地看到屋后松林边有个背枪的民兵!

     队干部连忙解释道:“秦司令,您这次回来没带保卫,眼下乡里也在搞‘战斗队’、‘造反队’的,我们要对首长的安全负责!”

     秦基伟不由感慨起来,他已是无须保卫,也不必看守的“死老虎”了,然而,在这里,他依然是个将军……

     夜深了,乡亲们散光了。一位大婶将一个金黄的大杮子塞给秦基伟。此刻要吃掉这个柿子,他已经没这个肚量了,但不去触摸它一下,同样是办不到的。他就这样捧着杮子送走了大婶。他站在门口,久久地捧着那个杮子,仿佛在向这硕果作祈祷,又仿佛在向自己起誓。就在这秋夜的宁静中,将军听到了在记忆中十分久远但又十分耳熟的声音:叮铃,叮铃……

     秦基伟循声走出院子,老檀树上吊着的一对铁环正在风中叮铃作响。将军猛地扑到树下,抓住铁环,紧紧贴在自己身上。在那远逝的岁月里,这对铁环曾吊着将军的摇蓝,母亲的催眠曲,大别山的风,轻轻摇晃着婴儿……秦基伟坐在树下的条石上,这铁环还在叮铃作响,它要告诉将军什么呢?莫非母亲对儿子有什么嘱咐吗……

     秦基伟是秦罗庄出去当红军的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当年带走的一百多弟兄,都相继倒在了异乡的土地上,只有他活着,只有他当上了司令,成了将军。“这是一百个战士换来的将军!”秦罗庄乡亲们一直以他为全村的骄傲。就在秦基伟回乡的时候,红安的“革命左派”已把秦罗庄更名改姓了,说这里是“小台湾”,庄子里都是“秦麻子的孝子贤孙”……

     在秦罗庄,个人的历史荣誉不是属于个人的,你甚至没有权力说“这是我的荣誉”。三年困难时期,庄子里有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荣誉军人,用自已的三枚勋章跟过路的粮食贩子换了半升苞谷。乡亲们不依了。全庄人都回家倒米缸底、抖口粮袋,硬是凑足了一口袋粮食,追出三十多里,换回了三枚勋章。

     在故乡这宁静的秋夜里,在老檀树下,秦基伟将军一直坐到三更天,那铁环声、那秋虫鸣叫声,伴着将军苦苦地咀嚼着失去的往事……

     翌日晨,秦基伟突然决定要走了,他的侄子秦钜昌送他上路。将军告別了秦罗庄,来到盐店河边,他洗了把脸,又喝了口水,水那么软,那么甜,又那么清凉,他索性站到河里,象一匹骏马一样,把脖子伸进水里喝了起来。

     他们来到山坡上,红军将士的墓碑在这里排列着,整齐得跟阅兵方队一样。将军在墓群间走着,突然,在杂草从中,他看到了一株望魂花一一叶片上寒露欲滴,花瓣殷红殷红。这鲜血滋润的望魂花哟,秦基伟弯下腰,探去触摸花朵,那花哆嗦了一下,啊,它感受到将军滾沸的心潮了吗?是的,还有将军滾烫的泪,落在花瓣上,和那露珠溶在了一起……

     秦基伟直起腰来,深深地呼吸着乳汁般的雾气,好象要把大地的安宁、山花的芳香、山风的清爽,都吸进胸间。

     忽然,秦基伟对侄子说:“钜昌,你喜欢山谷里的回声吗?”

   “喜欢,你喜欢吗?”

  “喜欢。”

    说罢,秦基伟向前跨出两步,昂起头颅,象一只吟风的猛虎:

  “啊!啊霍!啊霍!”山谷中撞击着将军雄浑的呐喊,一声接一声,如山崩,如海啸,此起彼伏,久久激荡。

    秦基伟感到自已的心在颤动。他离开了故乡,但没有去江西,他上了北京,找到徐向前元帅,见面第一句话是“我人还在,心不死,我还要干……”

                

  “为家乡干一杯吧……”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北京,正义路一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审判长江华正在宣读特别法庭第零零六号判决。

   “……被告:江腾蛟。性别:男。年龄:六十一岁。籍贯:湖北省红安县……”

     电视摄象机的镜头指向了被告席。

     共和国几千万个荧光屏同时出现了被告的身影。几亿双眼同时注视着他。

     他茫然地站着,穿着一身摘掉领章、帽徽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以标准的军人姿态垂手而立,恭听着共和国的庄严宣判。

     此刻,在江腾蛟的故乡,在红安县高桥区江家湾生产队里,全村老少也都挤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盯着江腾蛟,那目光有责备、有痛心、有羞耻、有难堪。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屋子里只有千里之外的严峻声音。

    “啪”的一声,电视机关掉了。队长江腾照闷声闷气地说:“有他妈的什么看头!把一湾子人都丢尽了!”

     当天晚上,江腾照找到了江腾蛟的爱人李燕平,对她说:“气归气,驾归骂,他总是我江家湾的人。你收拾收拾,上北京去看看这个背时鬼,把这个也捎上。”

     江腾照把一包花生和腌豇豆扔到桌上,转身走了,走到门口,他忽然站住,回头说:“跟他讲,坐完了牢,没处去了,就回来,家里有他的米吃。”

     李燕平好久没有醒过味儿来,等她醒过味来,想说句感谢话时,江腾照已经走了。

     第二天,李燕平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她就要见到分别已十年的丈夫,她的心情很不平静。她把脸贴在车窗上,十年中的事情一起闪现在眼前,桩桩件件,就象列车经过的大站小站。

     江腾蛟的一家是一九七一年冬回到江家湾的。在这之前,江腾蛟的母亲、爱人及在家的三个儿女被指令遣送到宁夏贺兰县劳动。

     一家五口,老的老,小的小,李燕平急了。她无路可投,只好给红安老家写了一封信。信是发出去了,可没敢指望得到回音,她很清楚江腾蛟的家属意味着什么。

     正在她们打包翻箱,准备动身去宁夏的时候,老家来信了,同意她们回红安落户,信的下方盖着公社党委的红印。

     三天后,她们回到了家乡,乡亲们尽其所能帮她们安下了家,教她们适应新的生活。全村人捐砖捐瓦,给他们盖起了两间半房。下雪天,大队书记戴敦贵送来了一架柴;年节日,张奶奶、胡奶奶送来了一篮菜。小六、小七被送到学校上学,老五江新艺被安排到区供销社工作。

     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平常,而在当时,对江腾蛟一家来说,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厚道的江家湾人天生厌恶那些不近人情的“左”的东西。他们痛恨江腾蛟的倒行逆施,但他们决不会去以“左”反“左”。如果完全如实地说出来的话,江家湾的人至今还记得,一九六九年他们饿饭讨米的时候,江腾蛟送来了三千斤大米。为此,他们至今还念他这一点旧情。除此,这些心地单纯的山里人还有个死心眼的想法:对栽跟头的人不能落井下石。

      当然,这种厚道都是用拐弯抹角的办法表达出来的。也不敢去公开关心一个大名鼎鼎的“分子”家属,谁也没有长七个脑袋。

  上级交待下来的批判会是要开的,而且开得干脆利索,队长江腾照一句话就管了总:“李燕平是个反革命。”不到一分钟,散会了。戴帽分子李燕平是要从严监督的,支书戴敦贵看见她在水田里吃力地插秧,立刻申斥道:“你哪里象个干活儿的样子,根本不配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从今天开始,罚你到谷场看鸡去!”

     李燕平从水田里了出来,高高兴兴地认了“罚”……

     啊,往事如烟。十年了……十年中,在这乡亲们庇护下,三个孩子逐渐长大,懂得了生活,学到了知识。女儿江新艺还找到了贴心的男朋友……

     在北京监狱的接特室里,李燕平把这十年的经历告诉了江腾蛟。江腾蛟呆住了。十年来,他只知道老母妻儿回了家乡,但对他们的生活却一无所知,他曾作了无数次猜测,如今,谜底象一阵热浪冲撞他的心头。

     一九八二年初,因病保外就医的江腾蛟被安置在某市。公安部的同志通知他,上级已批准将他在老家的三个子女调到该市工作。江腾蛟说:“把小六、小七搞来就行了。老五新艺在老家搞了对象,让她在那成家立业吧!”

     很快,李燕平也平了反,来到这里。这一年春节,在外的五个孩子一起回家来团聚了。

     除夕之夜,老少三代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江腾蛟把来自红安的女婿汪国庆拉到身边,一再询问家乡的情况。他感叹道:“我们回老家,每月有充裕的生活费,再开片小地,种点菜,那该多惬意啊!”

     李燕平知道他不是说着玩的,赶紧提醒说“老家医疗条件太差,你要发了病,哪个管你?”

   “乡亲们会救我的。”江腾蛟说得很自信。

     是的,他自信。因为在战争年代,乡亲们曾给了他不止一次的生命。江家湾,江家湾会收留一个悔罪的儿子的。

   “爸爸,您为啥不回去看看?”老五新艺问道。

     江腾蛟长叹一声说:“要是乡亲们看不起我,我会受不了的。”

   “那就莫回去。”大女儿说,“乡里人器量小,看来倒是外地人比自家乡亲要宽宏大量些。”

     江腾蛟摇摇头:“我江腾蛟栽了跟头,外地人也不会那么痛心……”

     他说不下去了,起身按开了电视开关。随着悠扬的音乐声,屏幕上出现了影像。

    江腾蛟突然问道:“家乡有电视机了吗?”

   “早就有了,还有电视村呢!“江新艺答道。

   “咳,早晓得乡亲们能在电视里看到我,我真该多说几句啊!”

     江腾蛟沉甸甸地坐了下来,默默地干了一杯“杏花村”,一杯酒下肚,他才恍然醒悟过来:全家团聚,应该说点什么。他又斟上酒,站起来,用暗哑的语调说:“我们为家乡干一杯吧,家乡好啊!……”

     他又把一杯酒一饮而尽。

     这一夜,江蛟醉了,醉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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