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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和烈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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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那闪亮的红星——董必武

 董必武,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号壁伍,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大清秀才闹革命

 

中共老一辈领导人中,董必武是很特别的一个。他原本是清末的秀才,却又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又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从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成长为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变革紧紧相连,单就这份经历就已是非常传奇了。

 

董必武在1903年考取大清的秀才后,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其间,与新老校友宋教仁、刘静庵、田桐、查光佛、黄侃等都建立深厚情谊。随后执教于黄州府中学堂,任黄州府中学堂教员,讲授国语和英语。清末国土丢失、国家主权沦丧,清政府最后的努力却也依旧没有多少改观,这让董必武这些读书人彻彻底底失去了对清朝的信心,他毅然剪去辫子,冲出学堂,投入革命的浪潮之中。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董必武的革命之路也是充满曲折的,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爆发,董必武就连夜奔赴武昌参加湖北军政府工作,先任第一粮台工作员,继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随后又加入同盟会,参与组建同盟会湖北支部,很顺利的被选为支部评议会评议员。于民国二年(1913)任宜昌川盐局协理。

 

董必武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自此“革命”成功后,中国就大有希望了。但时过不久,他却发现革命烈士用鲜血夺得的政权,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董必武和当时军政府中的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受到打击排挤。

 

原本被认为是“万恶之源”的清王朝的垮台,却并未随之带来民族的振兴,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各地军阀你争我夺,战火燃遍大地,人民的生活依旧在水深火热之中,董必武不禁对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大失所望。

 

他认为革命需要有新的目标,更要由此培养懂得革命的新人才,要组织新的革命队伍。但这些如何实现?此时的董必武还无法回答,于是他决定到国外去学习新知识,寻求新的革命道路。

 

1914年和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在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其间受孙中山革命民主思想影响,参加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在武昌开办律师事务所,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18年3月,董必武应蔡济民的邀请,到湖北利川蔡部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成为蔡济民的得力助手。这支护法革命武装对全国护法运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对北洋军阀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而利川却有另外一支军阀,他们不肯革命,却勾结土匪,竟于1月26日拂晓进攻蔡总司令部。蔡济民为顾全护法大局,宣称“宁死不开同室操戈之渐”,凶恶的土匪扑入总司令部,从蔡身后开枪,蔡济民身中三枪而卒,年仅33岁。

 

1919年初,董必武从鄂西赴上海,向孙中山申诉从事护法运动的鄂西靖国军首领蔡济民被害一事。请求孙中山严惩凶犯。孙中山却对此满腔悲愤,但已经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对此无能为力,徒唤奈何,有实力的四川、湖北等地方势力则力求个人自保,不肯出力。困惑和迷茫再次笼罩在董必武心头。为何“革命”到头,此刻却不灵了呢?

就在这时,五四运动爆发,董必武在上海遇到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湖北同乡李汉俊(潜江人)。不久,五四运动武汉地区的学生领袖陈潭秋也来到上海。李汉俊向两人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推荐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三位湖北人在黄浦江畔彻夜长谈,相互砥砺:中国革命要胜利,非遵从马克思主义不可。

 

愚公未惜移山力,壮士需怀断腕观!

 

董必武结识李汉俊后,便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8月董必武立即回武昌创办武汉中学,并亲题“朴诚勇毅”四字校训,向学生传授新思想,成为华中地区进步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随后董必武又聘陈潭秋等来校任教,创办《武汉中学周刊》。次年应李汉俊函约,与刘伯垂、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赵子健、郑凯卿等七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夏,陈独秀、李达、李汉俊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起草了第一个党纲。此后不久,董必武接到李汉俊来信,邀约在武汉组建与上海一样的共产党组织。由此有了开头所讲的七人聚会。会上,大家推举包惠僧为负责人,正式宣告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为全国最早创建的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

 

1921年7月,董必武与陈潭秋代表湖北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大会期间,董必武报告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他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在一份向共产国际报告的文件中, 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战斗口号, 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至此,董必武几经周转,终于走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此后,这位秀才一直参与革命斗争的步伐,从未掉队。

 

建国后,1964年4月5日,时隔43年,董必武乘火车自广东返回北京,途经嘉兴时专门下车,携夫人何莲芝重游南湖。他们游览了南湖烟雨楼、中共一大史料陈列室、南湖纪念船,并在当年开会的游船中舱与夫人合影留念。

在仔细察看船舱内外后说:“这只船,我回忆是造得对的,造得成功的。”其时正值清明,细雨纷纷。当天下午在嘉兴县招待所,应当地同志之邀,为南湖革命纪念馆题诗: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

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长征化身“保护神”,董老被赞“三不停”

1934年9月底10月初,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年过半百的董必武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党团书记约来谈话,通知决定他随军长征,并担任后勤部卫生队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党性极强的老党员董必武二话不说,表示完全服从。

 

红军北上长征时,中央纵队成立了一个干部休养连,有100多人。这支特别的队伍中,有音乐家、戏剧家、文学家,许多是年老体弱、生病负伤者,其中有30多人是女性。当时董必武也被编列在内,并任这支“特殊连队”的党总支书记。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加强这支队伍党的组织领导,经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批准,邓大姐任休养连党总支委员,并担任妇女班班长职务。

 

这里就体现毛主席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了。把政治渗透到工作的毛细血管里,是共产党的强项。即便是休养连,即便是撤退中,也要坚持这个原则。妇女班共有二十四人,其中有李坚真、贺子珍、金维映、李伯钊、邓六金、钟月林、刘英等同志。这里的女性,都是大人物的妻子,但也有当时还未结婚的。如刘英和张闻天是到了延安才结婚的。

 

 

妇女班的人,都是干部家属,是让别人照顾的。其实不能这么看,她们要做的事也不少。妇女班担负着三项任务:一、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扩大红军;二、进行社会调查,访贫问苦;三、照顾和管理夫子队伍。这个担子也不轻啊,在敌人围追堵截的险恶情况下,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都很艰巨,更何况邓大姐当时身患重病、经常咯血呢。

一天,红军走到贵州苗族地区,董必武所属连队遭遇敌机空袭。可是,偏偏这会,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突然临产。董必武、侯政与随队医生急忙把陈慧清抬到路旁的一间破房子里,这时,敌机在上空,地面又有敌人,双方交火的枪声已听得一清二楚。

 

情况十分危急。别人为董必武的安全担忧,都劝他快走。但他纹丝不动,冷静地说:“别急,别急,想想看,还应当准备点什么东西,万一一时生不下来怎么办。”这时,负责阻击的红五军团领导人赶上来说:“你们不要着急,放心吧,让陈慧清同志慢慢生,由我们把敌人顶住!”这样,董必武就一直等了约两个小时,终于听到婴儿呱呱落地的哭声,后来,大家都称董必武就是孩子的“保护神”呐。

 

除了“保护神”,董必武还被连队的人称为“三不停”。

 

一是脑子不停。董必武深深知道,这支连队虽然不善于打仗,但每个人对革命都有特殊的价值。为了把这支队伍带好,每次出发前,他总是先周密地预测前进路上可能发生的问题,设想好应付困难的方案。

 

二是手脚不停。每到驻地董必武一撂背包就到战士的各驻宿地查看一遍,看人齐了没有,住房安排得是否合适安全,伤病员有没有服药用的开水,出发前还和李坚贞、侯政去一个个驻地检查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如果发现损坏了群众的东西,一定要赔偿。

 

在途中,董必武从队前跑到队后鼓励着队员们,这样往返跑来跑去多走了几倍于他人的路程。他有时也替她们换换肩,有时太疲累了不慎滑倒摔在泥坑里,还不忘逗几句“泥人董”的笑话,惹得大家一阵欢笑。董必武为激励队员,还编唱了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

 

三是嘴不停。每到驻地董必武常常寻找机会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党的政策。行军休息时还常常向聚集在身边的战士讲革命传统、古今故事;有时还和徐特立、谢觉哉一起吟诗作赋,用这些方式教育激励鼓舞战士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种种困难。

 

妇女队的队员也都将董必武当作“慈父”一样看待。她们也编了顺口溜来赞扬这位老共产党员:“有了必武,我妮必胜。夜行八百,有盏明灯。日思万里,笑望前程。”

 

1936年初,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平时滴酒不沾的董必武,却特地邀请妇女队的队员喝酒庆贺。他赞许这些“长征中的女英雄”,并即兴作诗曰:

 

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

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

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

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

“写字”养生,可与朱老总“斗寿”

 

董必武非常喜欢书法。常年的革命生涯,他经常通过写大字、写诗、慢走来抒发内心之情。晚年,董必武更是笔墨不辍,醉心书法。甚至户外散步时,他会用手杖当笔,在地上练习大字。

他曾与朱德“斗寿”,比谁的运动方式养生的功效最好。朱德热爱各项体育运动,如打马球、体操、爬山等,到了八十九岁高龄还曾游北戴河。朱德认为“生命在于运动”;而董必武秀才出身,舞文弄墨,勤于书法,他认为“写大字是最好的运动”。

 

董老的字写的非常好,我们所知道的董必武写“中国人民银行”,正是在第一套纸币上。当时还是在1948年的春天,全国尚未解放,那时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筹备,南汉宸邀请董必武在即将发行的纸币上题字。董必武按照传统习俗,在洗澡后,换上新衣,进行“恭写”。不一会儿,六个柳体楷书大字“中国人民银行”就写好了。

 

1963年12月,董必武还应邀为中共一大南湖会址题写了一副楹联: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雨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

 

这副对联,突出了中共诞生的重大意义,对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蓬勃发展成燎原之势,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的艰难历程作了十分形象的概括。

 

董必武还酷爱读书,终身勤学不辍,直至44岁仍在新学英语。他常跟别人说“有学而不能者,未有不学而能者”;“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必须珍惜时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坚持学习,不可虚度光阴”;直至八九十岁高龄,还题诗自勉,“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董必武还经常勉励子女“学要有恒,尤要专心”。

 

董必武动静结合的养生之法,十分符合传统的“运动使人长寿,静功使人延年”思想。陈撄宁先生是中国近现代道教领袖人物,仙学创始人,在中医学界也颇有威望。新中国成立后,陈撄宁先生来北京工作。北京的中医,包括施今墨等名医曾多次向他请教。董必武、李维汉等也都去白云观听陈老先生讲述老年保健方法。

 

长期的虚职,也使董老超然于世。

 

1959年到1975年董必武一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6年刘少奇被错误的打倒,1966年至1975年间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尽管国家主席的职位空缺了,对应负的工作还是需要有人做,比如一些国务活动,像接待外宾,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等这些还都需要有人代理。这样就有了由副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代执主席权利的特殊情况的发生。


董必武在1955年到1969年又一直任着“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即中纪委书记。当时党内一直处在斗争状态,又是计划经济时代,贪腐少之又少,进入文革后,文革小组很长一段时间代替了中央政治局,成为权力核心,中纪委的工作也处在停顿状态。

 

董必武一生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主席等职。但他对上海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1956年的大年初一,董必武重访了上海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当时,他已七十高龄,却依旧谈笑风生,对纪念馆的革命文物的复原和保护作了细致的指示。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请董老题词留念。

 

几天后,他派人送来两幅题词,其中一幅就是:“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这是《庄子·人间世》中的一句话,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钜。”意思是事情开头总是简单和容易的,发展到后来,就会越来越复杂和困难。

 

 

董老借用此言,是为了说明共产党人应该认识到自己事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善始善终地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句话寄托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期许。

 

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

 

的题词手迹后来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的结束语,展示在纪念馆内,激励着人们为:

 

中华民族

乃至全人类

正义与进步事业的胜利,而不懈奋斗!

 


湖北红安七里坪党员干部教育基地,省级党员干部培训备案基地。

红安县首家革命传统教育中心, 政府指定干部培训接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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